萋兮斐兮，成是贝锦。 彼谮人者，亦已大甚！ 哆兮侈兮，成是南箕。 彼谮人者，谁适与谋。 缉缉翩翩，谋欲谮人。 慎尔言也，谓尔不信。 捷捷幡幡，谋欲谮言。 岂不尔受？既其女迁。 骄人好好，劳人草草。 苍天苍天，视彼骄人，矜此劳人。 彼谮人者，谁适与谋？ 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 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 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！ 杨园之道，猗于亩丘。 寺人孟子，作为此诗。 凡百君子，敬而听之。
彩丝亮啊花线明啊，织成贝纹锦。 那个造谣的害人精，实在太狠心！ 张开嘴啊，咧开唇啊，成了簸箕星。 那个造谣的害人精，谁是他的智多星？ 嘁嘁喳喳鬼话灵，一心要挖陷人阱。 劝你说话加小心，有一天没人再相信。 花言巧语舌头长，千方百计来编诳。 并不是没有人上当，只怕你自己要遭殃。 骄横人得意忘了形，劳苦人忧愁长在心。 苍天你把眼儿睁！看看那些骄横人，可怜这些劳苦人！ 那个造谣的坏东西，是谁给他出主意？ 捉住那个造谣的，扔给虎狼去充饥。 虎狼不肯咽，把他撵到北极圈。 北极不肯要，送给老天去发落。 一条大路通杨园，路在亩丘丘上边。 我是阉人叫孟子，这支歌儿是我编。 诸位君子赏个脸，认真听我唱一遍。
1、萋：“緀”的假借字。“緀”、“斐”都是文采相错的样子。 2、贝锦：织成贝纹的锦。古人珍视贝壳，所以用为锦上的图案。以上二句是说谗人诬陷别人用许多迷惑人的言语，好像组织好看的文采以成美锦似的。 3、谮（谮zèn）人：谗害别人的人。 4、大甚：犹言“过分”。 5、哆（耻chǐ）：张口。侈（耻chǐ）：大。 6、南箕：星名，即箕宿。箕宿四星，连起来成梯形，也就是簸箕形。距离较远的两星之间就是箕口。上句“哆”、“侈”言箕口张大。古人认为箕星主口舌，所以用来比谗者。 7、適（敌dí）：专主。与：助。以上二句意谓谮者害人太甚，或有助谋的人，但不知谁是其中主要的。 8、缉：本字是“咠（弃qì）”，附耳私语。翩翩：是“谝谝（骈pián）”的假借，谝是巧佞之言。缉缉是说言语之密，翩翩是说言语之巧。 9、以上二句是警告谗者：你说话谨慎些罢，听者会发现你是不可信的。 10、捷捷：犹“缉缉”。幡幡（番fān）：犹“翩翩”。 11、既：犹言“既而”，就是不多时。以上二句就听谗的人说，言听谗者虽接受你的意见，而加害别人，转眼间就将移用于你的身上了。 12、骄人：指谗者。谗者因谗言被君主听从而跋扈，所以为骄人。好好：喜悦。 13、劳人：犹“忧人”，指被谗者。草草：是“慅慅（骚sāo）”的假借，忧貌。 14、视：犹“察”。言察其罪。 15、矜（今jīn）：哀怜。 16、畀（必bì）：与。 17、有北：北方极寒无人之境。 18、有昊：昊天。犹言“彼苍”。以上六句言必须置那谮人于死地，使昊天制其罪。 19、杨园：种植杨木的园。一说是园名。 20、猗（倚yǐ）：加。亩丘：有垄界像田亩的丘。一说是丘名。以上二句言亩丘之上有杨园之道。诗人徘徊在这条道上，吟成这篇诗。 21、寺人：阉官，是天子侍御之臣。篇题《巷伯》也就是寺人的意思。“孟子”是这寺人的表字，就是这诗的作者。诗人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篇末，和《节南山》相同。 22、凡百君子：指执政者。
这是一首怒斥造谣诬陷者的诗。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巷伯》，刺幽王也，寺人伤于谗，故作是诗也。巷伯，奄官兮(也)。”诗题中的“巷”字，指宫中小道。“巷伯”即“寺人”、宦官，也就是诗作者本人。这位孟子，显然是一位遭受过政治诬陷而蒙冤受屈的人，在诗中他是把自己摆了进去的。
造谣之所以有效，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。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：“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。他们形容它的时候，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，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。他们说，你看它有多少羽毛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；它有多少条舌头，多少种声音；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！”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“罗织罪名”，何谓“罗织”？本诗一开始说：“萋兮斐兮，成是贝锦”，就是“罗织”二字最形象的说明。花言巧语，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，是多么容易迷惑人啊，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！
造谣之可怕，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，是暗箭伤人。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，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。待其知道，为时已晚。诗中二、三、四章，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，嘁嘁喳喳，上窜下跳，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，作了极形象的勾勒，说他们“哆兮侈兮，成是南箕”、“缉缉翩翩，谋欲谮人”、“捷捷幡幡，谋欲谮言”。作者对之极表愤慨：“彼谮人者，谁适与谋？”正告他们道：“慎尔言也，谓尔不信！”“岂不尔受？既其女迁！”
造谣之可恨，在于以口舌杀人，杀了人还不犯死罪。作为受害者的诗人，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，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。诗人不仅投以憎恨，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：“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！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！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！”正是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。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《逃亡者》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比较：“野兽不啃他的骨头，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”，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，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，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，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，都是快心露骨之语，甚是。
在诗的结尾处，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，从而使这首诗成为《诗经》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。这个作法表明，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，是有感而发之作。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，自叙作者遭遇，然后缀以此诗，自抒激愤之情，可以题为“巷伯诗并序”或“巷伯序并诗”的。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，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。
作者孟子，很可能是一位因遭受谗言获罪，受了宫刑，作了宦官，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。东汉班固就曾在《司马迁传赞》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“《小雅·巷伯》之伦”。他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：“祸莫惨于欲利，悲莫痛于伤心，行莫丑于辱先，诟莫大于官刑。刑馀之人，无所比数，非一也，所从来远矣。”(《报任少卿书》)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，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，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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